公司职员和毕业生们的不安，正随着岁末就业市场的种种风吹草动不断滋长。
林晓卡就职于上海一家大型互联网企业，她所在的部门幸运地躲过了裁员的命运，但她依然被主管领导约谈，并被要求增加工作时长。与此同时，她所熟悉的多家互联网、房地产大公司，几乎每一家都有裁员的消息流出。
现在也到了不少互联网金融从业者考虑何去何从的时候。过去两年，范筝所在的一家深圳互联网金融公司飞速扩张规模，但等来的却是今年9月业内多家公司集中“爆雷”的消息，日子变得越来越难。公司没倒，范筝却准备离职，她料定自己所从事的海外战略业务会被“结构优化”。她所在的办公室大楼聚集了数家互金公司，在电梯里，她不断听到其他公司的员工议论又有哪个团队即将离开。
研究生三年级的萧速则留意到了中央机关公务员缩招的消息，今年释放的岗位数量相比去年少了四成。有媒体称，这是今年初机构改革的结果，但萧速依然担忧，认为它是就业紧张的一个信号。
经济进入新常态，一些公司、行业对人才的需求相应收紧。不过，《财经》记者发现，在各类稳岗就业、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就业帮扶和服务、就业保障等政策措施下，从公开的各类就业数据来看，受到公众瞩目的大公司裁员可能是局部现象，今年国内的就业形势总体上颇为平稳。
总体平稳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从公开的各类就业数据来看，国内总体的就业形势较为平稳，就业压力并不明显。
和许多职员心理预期相悖的是，与失业相关的两项核心指标，即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都不高。11月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2%，降至近年来低位。
由于登记失业率只覆盖前往劳动部门登记个人失业状况的人群，该指标长期被认为无法用来准确研判就业形势。统计部门今年初开始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11月，该数据也处于全年最低的水平，为4.8%。
这一数字显著低于全球水平。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失业率为6.6%，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为5.7%。
此外，今年前三季度的新增就业人数达到1107万人，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全年目标。官方公布的求人倍率数据始终高于1，标志着就业岗位的供大于求。人社部公布的100个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数据显示，2018年三季度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为1.25，环比、同比均有所上升，即每100个求职者需要竞争125个岗位。
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看来，劳动参与率，即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也是一项衡量国家就业情况的重要指标，比如美国的失业率持续下降，但劳动参与率没有上升，人们仍对就业形势怀有担心。
这项数据在国内还没有公开。但冯帅章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人们都被安排终身制的工作转变为能够自由选择工作，劳动参与率因此持续下降，但这种下跌趋势基本已经结束。
对于公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是否会引发相关的用工震荡问题，10月末，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公开表示，统计部门跟踪调查了部分沿海地区对外依存度比较高或者外向型的企业，目前企业用工比较稳定，当然中美经贸摩擦下一步的走势还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给下一步的国内经济增长形成挑战。
“未来几年中国就业形势，会受到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贸易摩擦等重要因素的影响，但总体上应会保持稳定，不会出现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时的情况。只要保持6%-7%的经济增长，就业形势不会太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告诉《财经》记者。在他看来，经济增速虽然低于过去，但仍属于中高速增长，且服务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弹性与过去相比也有增加。
亦有波澜
总体虽然平稳，变化也在发生。12月初，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个别地区、个别企业还面临着一些新挑战。
就业岗位总体供大于求，但招聘市场的岗位供给不似从前宽裕也是实情，波动正在今年受政策影响较大的互联网、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发生。
今年10月，智联招聘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今年三季度，求职申请人数首次出现同比下降，较去年同期下降了9.86%。三季度的招聘需求人数环比下降也十分明显，并首次出现同比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7%。
从各个行业排名的变化看，教育/培训/院校、酒店/餐饮、外包服务等行业排名上升。该机构解释，在宏观经济承压时，许多职场白领会通过读书深造、职业培训等方式来增加竞争力。互联网/电子商务、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行业排名下降，前者的需求人数环比减少了31.5%，让出了去年景气程度榜首的位置。其背景是互联网流量的红利逐步衰减，网络软件及游戏的用户增长遇到瓶颈。同时，金融行业在各等级城市的招聘需求均呈现下降趋势，二级市场低迷和信心缺失对投资理财领域冲击较大。
BOSS直聘发布的报告则显示，今年三季度，文娱体育行业的人才吸引力指数超越了互联网。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企业获得最高的求职者关注度，2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正不断失去吸引力，其薪资和人才需求量都出现了小幅下降。
锦绣前程（深圳）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王朝宽告诉《财经》记者，在互联网行业，2014年至2016年的招聘最为火热，虽然很多互联网企业最近都辟谣称不会缩编，但他了解到，这些公司的招聘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大开大合”。他的许多互联网企业客户减少了招聘需求，甚至暂停招聘。
王朝宽的公司主要为客户招聘年薪30万至50万元左右的人才。按照规律，大客户一般在每年12月基本上可以敲定来年的招聘方向和预算，目前已确定的招聘规模比去年减少了40%。
一名北京的猎头感触相似。她发现，年初以来市场募资变得困难，许多B轮以前的创业公司在招人时都变得十分谨慎，过去它们往往热爱引入“大牛”，提升团队的背景，来吸引投资。“如果今年有人选择裸辞，我会很惊讶。因为不知道未来要花多少时间找工作，现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她说。
他们都认为，企业的融资情况是影响其招聘行为的重要因素，同时，许多企业还在观望明年的社保征缴政策。在不远的将来，全国的社保费都将交由税务部门代为征收，市场预期征缴将趋于严格，这将大幅增加未合规缴纳社保的企业的人力成本。
“冬季或许不会太长，因为很多企业还在观望。”王朝宽说。
在BOSS直聘研究院院长常濛看来，招聘和求职的难度有明显提升，但全行业整体对人才的需求没有大幅萎缩。
“挑战一定有，但很多信号略微被放大了。当一个求职者身边集中出现了企业缩减岗位的情况，他会出现幸存者偏差，真正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经济有周期，不会永远上升。即使经济势头很好时，巨头跨国公司也会有大幅裁员。”常濛说。
如何更好评估就业状况
仅分析目前公开的数据，并不足以一览就业局势的全貌，就业者的工作时长、工作质量、匹配度、满意程度等信息并没有被涵盖，这也意味着，收集并丰富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将有利于推进稳定、充分就业。
比如说，调查失业率统计的对象是年满16周岁的人群，调查内容是其在此前一周是否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至少工作了1个小时。工作时长很短、并未充分劳动的情况并不属于失业，也无法体现在数据中，但这样的情况在过去两年受到“去产能”影响的企业中广泛地存在。
“我们需要关注人们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工资怎么样，是稳定工作还是业余工作。不能仅根据失业率一个数据作出判断，认为上升就是不好，下降就是好，而是要更综合地判断。”冯帅章说。
员工的不充分就业一方面可能是企业在政策引导下规避裁员的结果。一名研究失业保险的学者表示，企业可以通过保障就业岗位的稳定、较少地裁员，来换取较低的社会保险缴费支出或政府补贴，这种政策在当下和2008年经济危机时都存在。国外也有通过政策支持来引导雇员半日工作但不离岗的做法。在她看来，在度过经济不景气的阶段后，很多企业需要重新扩大自身规模，此类政策能发挥不错的效果。
另一方面，不充分就业亟待改善。在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看来，提高就业质量、实现充分就业非常重要，也在十九大报告中被提及。他建议引入就业质量指标，并完善就业方面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比如完善职业分类，开展职业展望分析和预测；公布劳动参与率、工作搜寻和反映就业质量的各项指标和数据，包括工资、工时、社会保障的缴纳情况等；发布新增失业登记人数变化、分地区、分年龄等情况，分析长期失业和青年失业人数变化等。
此外，中国乃至全球的调查失业率都基于在城镇常住人口中统计的数据，如果一名城镇务工人员在失业后选择回乡务工，他的失业情况不会体现在失业率数据中，反而会使得失业率数据下降，因为他从统计口径中消失了。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近期指出，可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数衡量非农就业情况。
2018年11月，大中小三类企业的PMI从业人员指数都低于50%的荣枯线，分别为48.3%、48.1%和48.8%。总体数据为48.3%，尽管较上月回升了0.2个百分点，但已处于2016年以来的低位。PMI从业人员指数上一次跌破48%，发生在2016年6月。
（文中林晓卡、范筝、萧速为化名）
本文作者：相惠莲、高頔，来源：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