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关于杨永信的传言和故事，他的人格迷雾重重。在一篇 1998 年发表的论文里，杨永信就尝试用电击的方法来治疗住院者的酒瘾。
他的网瘾治疗行为在这个趋向自由和开放的时代尤其显得不合时宜。但即便他被称为“恶魔”、“罪行”的细节被公之于众，他依然岿然不动。
最近流出的一段“十三号室的惨叫”的音频，又一次把公众带回了被杨永信和他的网瘾电击疗法笼罩的阴影中。
临沂市卫计委迅速否认了这段视频的真实性——原来的“网瘾戒治中心”于 2016 年 8 月取消，不再收治网瘾人员。视频中提到的十三号室，近期也一直未使用。
但在临沂第四人民医院的空间里，杨永信仍然拥有无可质疑的地位。
在临沂第四人民医院的专家介绍栏里，杨永信拥有副院长、精神卫生主任医师、党委委员等头衔。
虽然他此前的王国 “网瘾戒治中心”被关停 ，但医院的官方信息仍然显示杨永信“擅长网络成瘾戒治”。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声明狼藉的医生，在长达十年（2006~2016）的时间里，对数千个未成年的孩子的身体拥有绝对的处置权？
答案说来简单：需求决定供给。来自部分中国家长的需求让杨永信和他的网瘾戒治疗法畅行无阻。
中国式家长的绝对权力
在中国家庭的关系中，父母对于未成女子女拥有绝对的权力。杨永信获得了家长的绝对的信任，也就获得了“处置”孩子的权力。
他是来到网戒中心的家长们的救世主，是这些手握权力的家长的意志体现。从 2006 年开始，有超过 6000 个家庭把自己的问题交给杨永信。
网戒中心也被杨永信称为 “问题家庭矫正治疗中心”，“问题”的标准来自父母，根据接受过电击治疗的孩子的描述，有喜欢同性的人被送来治疗，有拒绝相亲的被送来治疗，超出家长控制范围的，都被视为“问题”。
面对问题时，他们选择把自己的权力让渡给了杨永信。而杨永信，也自信地认为，自己在那张电击床上，就当场解决了几千个孩子的问题。
一位来自安徽的父亲告诉我，他在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每年都把孩子送去杨永信的网戒中心，在电话里，我丝毫不怀疑他的真诚，他是真的相信杨永信， “在家里，我感觉我自己对孩子的事物也理解不上，遇到事的处理也不行。”
他有些无助，甚至感激自己在戒网中心也能得到约束和教育，杨永信的宣教让他非常感动。
在柴静主持的《新闻调查》节目里，一位家长说“有这个孩子不如没有这个孩子，想死的心都有了，觉得死了就是解脱”，为了达到对孩子进行“行为矫正”的目的，一位家长说“就算（网戒中心）有暴力存在，也可以接受”，另一位对此表示认同“（如果）通过暴力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有这个思想准备。”他们声称：“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
安徽的那位父亲建议我一定要去网戒中心看看，他一开始也不明白杨的那套理论，但他觉得他看到产生在孩子身上的效果是好的。
在网戒中心，杨永信、父母和被治疗的孩子，被迫共同出演一出戏。
在搜狐后窗的报道里，有一个看起来荒诞、无效但又残忍的“治疗”场景。
吴潇说，他在里面待了三个月，和另一个女孩一起申请自主出院，除了提前申请外，还需要杨永信亲自批准，并在点评课尾声举行出院仪式。
“你能保证你的孩子出去后不再偏（犯）吗？”杨永信黑着脸，吴潇的心吊了起来，父亲坚持儿子已经洗心革面。“那都是装的！”杨永信的声音忽然变大，吴潇吓了一跳，盯着父亲的表情变化。
“我相信我的孩子是最好的！”听到父亲这句话，吴潇差点哭出来。
“真这么好，你为什么送他进来？”杨永信反问，“你别被他的外表给蒙骗了！”
父亲摇摇头：“我孩子现在已经改过来了……如果是那样，我就认命。”
“认命？你们信命吗！”杨永信转向在场其他家长。
“我不相信！”一个家长十分激动，“就算有命我也相信杨叔可以给我们改命！”杨永信点了点头。吴潇的父亲态度坚决，而同时申请的女生母亲，在一片“杨叔万岁”中，放弃了出院。
在《新闻调查》播出的画面里，一个孩子讲述，他躺在电击的床上，杨永信问他，“这是惩罚吗？”，他回答“是”，紧接着一次猛烈的电击又袭来，“这是惩罚吗？”杨永信问，“”这是治疗”，他最后答。
昆士兰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纽约大学临床心理学家王怡蕊把家长送孩子进网戒中心的行为比喻成洗车，“把一个脏的车送进自动洗车机，出来就是干净的车，至于中间过程怎么样我不关心，不管中间那个车是被泡沫打了还是上了一层蜡，我只要进去是个脏车出来是个干净车，我掏钱搞定就行。我不想做任何改变，进去是一个有问题的小孩，出来是个好小孩就行。”
家长和孩子，对杨永信的评价永远处于两极。吴潇是属于后来“懂事”的那种孩子，在国企工作，开始了自己的新人生，他的父母坚信这是杨永信的治疗效果，不容吴潇辩解。在与孩子失败的亲子关系中，这成为一种他们不能放弃的幻想，即便他的父亲曾经在杨永信面前“认命”，但他被杨永信反击，受到了更深的惩罚。
王怡蕊认为，电击对于家长来说，好处在于看不到伤口，就像男人很难想象女人生孩子有多痛，没有可见的血淋淋的伤口，家长也不会产生直接“痛”的感受，他更可以告诉自己，这是一种无害的行为。
柴静曾经问一位家长：“你知道（电击）副作用吗”，那位家长说：“由于我们不是专家，我们不想去了解它，我们相信这是个正规医院”，他们手里往往只掌握了一些虚无缥缈的证据——“杨叔的国务院津贴那是随便安排的吗”，大多数家长都用相似的逻辑来逃避这个问题，安徽的家长则是告诉我：“要是不合法，那机器能让生产吗？”
王怡蕊告诉我，当我们在谈论那些总是试图“让孩子听话“的父母的时候，可能也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父母。一种父母是就要求孩子必须听他话，“我不在乎你以后是不是一个好人，但你就要和我一样，你就得听我的“，另一种父母是，他认为自己有一个好的出发点，“我主观上认为这是为你好，你打游戏是浪费生命，我有希望你好这样一个宏大的美好的愿望，所以我才用这种手段去干预你，其实我也不愿意。“
对于把孩子送来接受治疗的家长而言，“想要你变好，这才是真正的人道“，哪怕变好的方式是通过电击。
而孩子呢，大都携带着希望得到父母认可的人类发展基因，他们渴望得到最亲密的人的亲睐和爱护，这便成了父母权力的来源。
当柴静问：“认为孩子是属于自己的，可以随意支配的，请举下手”，大部分家长都举起了手。但无论是哪种父母，被电击，被强迫，被抛弃，这些痛苦，他们都没有体会过。
那些接受过电击治疗的孩子们，后来怎么样了？
杨永信和家长所想要的“治疗效果”来自孩子的欺骗，也可能来自孩子的容错能力。
这是一个充满了强势、弱势、欺骗、逃避的地方。
“那里的人都可以当专业演员”，蔡智这么跟我说。
他 2009 年被送进网戒中心，为了躲避电击，他们什么都可以做，有人试图从楼上往下跳，有的女生在所有人面前讲述自己第一次性经历，以获得减圈（集齐 5 个圈就被电一次）的机会，而加圈的可能，根据盟友的体验，来自对眼神、暗号，柜子没擦干净，交往过密，剩饭剩菜……有时候甚至你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就被通知加圈。
身体的疼痛、语言的侮辱都算不上什么，假装感动、假装“改邪归正”，“只要能让我不被电，无论怎么样都好”。
因这段痛苦的经历而产生在家长与孩子中间的隔阂复杂又纠葛。网戒中心可以离开，杨永信可以反抗，但父母是永远的软肋。
《新闻调查》记录了几年前唐博被强迫入院的情景，此后，每隔一段时间，视频都会被翻出来讨论一番，截图反复提醒着唐博和父亲这段往事。
唐博告诉搜狐后窗的记者，在截图广泛传播的时间里，自己的弟弟打来电话问“哥哥，你没事吧？我怕你难过。”唐博认为这是父亲问不出口而让弟弟转达的话，弟弟还说：“不知道怎么了，爸爸哭了。”
唐博说：“男人之间不需要言语表达，我一直都没怪过他。”
但大部分人并不是像唐博一样幸运。已经离开网戒中心9年的蔡智并没有在后来的时间里把自己的伤口舔舐好，他尝试过几次自杀，开车到另一个城市，为自己买了碳，在酒店开好一个房间。
他和父母仍然在无解中生活，甚至已经放弃寻找解答。
杨永信是家长们的救世主也是独裁者，他们也为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为力付出代价，无法逃出杨永信的阴影和统治。
蔡智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不一起吃饭，不沟通，双方都拒绝提起和杨永信相关的事情，他以一种相似的冷漠来反击回去。
“当时你们把我送进去，那你们老了之后我把你们送进养老院就好了，我必须履行一些法律上的义务，但除此以外，更多的东西就没有了。”
蔡智对这种冷漠不抱有遗憾，也对恢复友爱不抱希望，连道歉也不想要，那是道歉也无法弥补的伤害。
16 岁时感受到的背叛至今，让蔡智很难开启新的亲密关系，如果一个女孩知道你进过精神病院，你觉得她还会和你在一起吗？”
蔡智把网戒中心看成自己梦想终结的地方，9 年之后，他又自己去了一次。他觉得这个地方教给他的就是，“当你要被电的时候，与其哆哆嗦嗦把自己吓得半死，不如赶紧电完。”
有人在离开网戒中心之后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新人生，但仍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和父母的关系以及这段往事；有人长期处于精神疾病带来的痛苦中，被抛弃，不被信任的恐惧也占据了后来的生活；有人将自己的人生和网戒中心捆绑在一起，去讲述，去反抗，与此共生。
在《新闻调查》里，柴静问一位家长：“如果孩子是出于恐惧而服从，你觉得也是变好吗？”
那位爸爸说：“他要能恐惧一辈子，也不算坏事。”
（文中接受采访的孩子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朱小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