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Faraday&Future（下称“FF”）成为“第二个特斯拉”，2018年7月26日，FF创始人贾跃亭妥协了。
他正式辞去在Smart King、FF，以及旗下所有子公司的董事职位，仅留任CEO，后将自己价值14.8亿美元的FF股份，转让到一位朋友名下。
此前的7月18日，贾跃亭与恒大控制下的时颖有限公司等各方达成《修改补充协议》（《Amendment and Consent》）——
恒大承诺提前支付5亿美元，用于推进样车FF91在2018年12月量产、2019年上市的计划，付款条件之一即贾跃亭“不再是FF控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贾跃亭的辞职和转股，均是在满足这一要求。
恒大对此却不满意，他们的顾问律所Bake McKenzie提出三条意见，其中一条是援引广州市南沙区投资发展局的来函称：“贾跃亭这位失信被执行人依旧担任着FF的CEO，这给FF中国业务和南沙工厂项目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因此，这会破坏政府机关对该项目的支持力度，建议股东方（恒大）调整他的CEO职位。”
留任FF的CEO是贾跃亭的底线，他不允许恒大轻易击穿。但FF又亟需资金续命。贾跃亭等不及了，他决定逼宫恒大。
2018年9月21日，Smart King召开电话董事会，7位董事全部出席，包括代表恒大的夏海钧和彭建军，以及贾跃亭提名的5位董事。
这次董事会火花四溅，贾跃亭提名的董事表示，已经收到其他财团明确的投资意向。“在恒大既不付款，又不愿同意FF寻求外部融资的情况下”，该董事提议，表决“Smart King寻求一切替代（恒大）性融资”的动议。
夏海钧和彭建军投出反对票，该动议依旧以5：2的多数通过，但这并不意味着Smart King即刻就能寻求外部融资。
“Smart King在IPO之前，寻求任何外部的股权或债权融资，均需提前得到恒大的同意。”这是2017年12月30日，贾跃亭与恒大签署的《股东协议》（《Shareholders Agreement》）赋予恒大的“融资同意权”。
Smart King董事会决定，10月3日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通过仲裁打破恒大的融资限制，并最终解除与恒大的投资关系。
腾讯新闻《棱镜》获取了Smart King救济救助程序的《仲裁决定书》（《Award Of Emergency Arbitrator》），全文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撰写，详细记录了针对这场纷争的关键证据和允许Smart King进行5亿美元限制融资的仲裁理由。
而恒大投资FF《股东协议》、《收购协议》等一系列文件同样得以披露，这些文件规定了贾跃亭与恒大之间的核心投资条款。
接下来，我们将讲述FF与恒大从牵手到交恶的故事。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Smart King的紧急救助申请下发的《仲裁决定书》封面
2014年，贾跃亭在美国洛杉矶设立FF，注资5亿美元，用于开发和制造FF91。
2017年，贾跃亭的乐视体系遭遇债务危机。
当年11月在腾讯新闻《棱镜》独家对话时，贾跃亭介绍，“我在非上市体系股权、地产和上市公司体系股权，共约400亿的资产都在国内被冻结了，整个乐视的负债大约200多亿元，其中100多亿元由我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乐视体系的债务危机发酵之际，贾跃亭滞留美国，给同样遭遇资金困境的FF寻求外部融资。
同是在2017年11月，Season Smart（香港时颖公司，系恒大健康全资公司，下称“恒大”）同意在FF估值约44亿美元的基础上，投资FF共计20亿美元。
这项投资设计成倒三角收购的形式，最终成立一家名叫Smart King的新公司，恒大持股45%，贾跃亭的FF Holding Ltd（下称“FF TOP”）持股33%，FF股权激励计划持有剩下22%的股份。
Smart King100%全资持有一家名叫FF Global Holding Ltd（下称“FF Global ”），这家公司属于FF最终的运营实体。
2017年12月30日，恒大与贾跃亭、Smart King（下称“三方”）正式签署《收购协议》和《股东协议》，用于设计上述公司架构和股东间的权利义务。
2017年12月30日，贾跃亭作为FF Top的控股股东，在其与恒大签署的《收购协议》签名同意
贾跃亭尽管是第二大股东，但得以在Smart King董事会中，提名五个来自FF TOP的董事，另外两个董事席位属于恒大的夏海钧和彭建军。
不仅如此，贾跃亭还担任着Smart King和旗下实体公司FF Global的CEO，锁定任职时间达到15年之久。
这意味着，贾跃亭不仅在Smart King董事会中拥有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同时长期把控着FF的经营决策权。
根据上述协议，恒大虽是Smart King的第一大股东，但其身份只是财务投资者，不得参与FF Global的日常经营管理。
恒大对贾跃亭并非真的放心，作为支付20亿美元投资款的条件——
第一，三方签署《股权质押协议》，质押内容包括FF TOP和FF香港旗下法法中国的绝大部分股权，恒大系质权人；
第二，三方签署《资产抵押协议》，抵押内容包括FF位于洛杉矶的总部和FF位于汉福德的工厂，恒大系抵押权人；
第三，三方签署《知识产权质押协议》，质押内容FF针对电动车开发制造的知识产权，恒大系质权人。
腾讯新闻《棱镜》独家获悉，在与Smart King爆发仲裁冲突前后，恒大通过司法途径，已经完成对上述质押、抵押利益的资产保全，这使得贾跃亭名下的核心资产，处于冻结状态。
恒大更进一步，在《股东协议》第8部分以及相应条款中，享有对FF未来资产运作的高度控制权，“包括但不限于寻求任何的外部股权或债权融资。”
例如，《股东协议》有关保留权益的概览表二中规定，在正式IPO之前，Smart King或者FF Global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包括回购、赎回、转股、并股、拆股等多种方式），均需提前得到恒大的同意。
截止2018年5月25日，恒大已经支付投资款8亿美元。
按照贾跃亭的公开披露，其中两亿多美元用于FF中国业务以及南沙工厂项目的建设，另外约1亿美元用于支付供应商前期欠款，剩余4亿多美元用于FF91的量产交付和下一代开发。
按照《收购协议》中的付款安排，恒大已经完成2018年的全部付款计划，剩余12亿美元分12期付款，2019年2月19日支付第一期1亿美元，此后每隔两个月支付1亿美元，最后一期将在2020年12月31日支付完毕。
2018年7月，FF Global预计，如想在2018年12月底前开启FF91的量产计划，该公司在2018年8月至2018年12月之间，仍有资金缺口约6.63亿美元。因此，时颖即被要求改变《收购协议》中的付款安排。
这是冲突的肇始，也是潘多拉魔盒的开启时刻。
7月18日，恒大与贾跃亭、Smart King再次签署《修改补充协议》（《Amendment and Consent》），恒大同意提前支付剩余12亿美元中的7亿，其中3亿美元将在2018年7月31日支付，2亿美元将在2018年10月31日支付，2亿美元将在2019年1月31日支付。
《修改补充协议》改变了恒大原来的付款计划，其中5亿美元拟于2018年内提前支付
与此相应，恒大不再甘于财务投资者的角色，要求获得FF中国的更大范围的控制权，包括将“FF中国”的公司名改成“恒大法拉第未来”，恒大一方出任FF中国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等。
除此之外，恒大提出，在控制权方面，贾跃亭要与FF中国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为达成这一目标，贾跃亭需要完成两个规定动作，首先是转股。
因此，《修改补充协议》规定，贾跃亭需将自己持有的FF Peak Holding Ltd（下称“FF Peak”）中全部股权，一次性转到一个让恒大满意的第三人名下。
之所以恒大如此要求，是因为FF Peak与FF中国之间存在控制权关系。
FF Peak系贾跃亭注册在开曼群岛的FF上游控股公司，实际控股FF Top，FF Top再入股Smart King，Smart King继而实际控制着FF中国。
“此次转股要在《修改补充协议》签署后30天内完成，而且贾跃亭需要提供证据，让恒大相信他不再是FF Peak的实际控制人（ultimate controling shareholder）。”《修改补充协议》中另外提到，此次转股还要考虑到相关政府机关和金融机构的要求。
第二个规定动作即辞职，“贾跃亭需要辞去他在FF Peak 、FF Top、Smart king，以及FF Global等Smart king旗下每一个子公司中的董事和副董事长职务，”《修改补充协议》同时强调，贾跃亭依旧需要提供让恒大满意的“辞职”证据。
2018年7月26日，即《修改补充协议》签署8天后，贾跃亭全部完成上述辞职要求。两天后，他将自己的FF Peak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一位朋友。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仲裁决定书》中并未详细披露受让人的身份背景，仅提到此人是“贾跃亭的朋友（A friend of Mr Jia）”。
《修改补充协议》中对贾跃亭转让股份的相关条款
2018年8月6日，FF中国正式更名成“恒大法拉第未来”，恒大集团副总裁彭建军正式出任“恒大法拉第未来”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
此时，恒大已经实际掌控着FF中国业务以及南沙工厂项目，而贾跃亭在FF当中保留的职位，仅剩Smart King和旗下实体公司FF Global的CEO。
不过，2018年7月31日，恒大第一批3亿美元资金未能到账，情况有变。
贾跃亭这边坐不住了。
2018年8月21日，Smart King的顾问律所Sidley Austin LLP致信恒大的顾问律所Baker McKenzie称，贾跃亭等已经完成《修改补充协议》的要求，并已经发送相关证明文件，并提议讨论一下“恒大为何尚未付款”。
三天后，Baker McKenzie回信称，贾跃亭的转股和辞职，尚未满足恒大以及相关政府机关和金融机构的要求。
在这份Baker McKenzie的回信中，主要提到下述问题——
第一，FF Peak的受让人的财务情况和资金来源均不清晰，这让恒大怀疑，贾跃亭的转股并未真正完成，他依旧是FF Peak的实际控制人；
第二，就在8月21日，广州市南沙区来函表示，贾跃亭这位“失信被执行人”依旧担任着FF的CEO，这给FF中国业务和南沙工厂项目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因此，这会破坏政府机关对该项目的支持力度。建议股东方（恒大）核实贾跃亭是否还在实际控制着FF中国的业务，并建议调整他的CEO职位。
第三，FF中国的外汇账户依旧处于遭金融机构申请冻结状态，尽管恒大几经努力，试图解冻FF中国的外汇账户，但金融机构对贾跃亭和FF还是有着诸多质疑。
《仲裁决定书》记录了恒大拒绝提前付款的三个理由
此后，双方又有多次交涉，“恒大不仅一再拒绝履约和承担付款责任，反而多次以不同手段阻止公司对外融资，同时在9月份进一步要求FF签订多达9份的霸王协议，长达一百多页。其中包括随时可以触发向恒大廉价转让FF中国全部资产及全球高价值IP等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条款。”贾跃亭在FF全员大会上说道。
一位恒大人士对腾讯新闻《棱镜》回应，不存在霸王协议及廉价转让资产一说，“双方在9月商议彻底解决FF在全球面临的问题，恒大提出了一项可以解决中美两地资金需求的方案，并附加约束条款，一旦贾跃亭违约拒不还款，将按市场公允值对相关资产进行处理。”
如前文所述，此时FF再次陷入财务危机。
2018年9月21日，Smart King召开电话董事会“逼宫”恒大，7位董事全部出席，包括代表恒大的夏海钧和彭建军，以及贾跃亭提名的5位董事。
贾跃亭提名的董事表示，FF已经收到其他财团明确的投资意向。“在恒大既不付款，又不愿同意FF寻求外部融资的情况下”，该董事提议，表决“Smart King寻求一切替代（恒大）性融资”的动议。
夏海钧和彭建军对此投出反对票，该动议依旧以5：2的多数通过。
Smart King董事会决定，10月3日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诉请先通过紧急救助程序打破恒大的融资限制，继而再通过最终仲裁程序解除与恒大的投资关系。
根据的《股东协议》约定恒大、贾跃亭、FF三方冲突解决条款，“参照中国香港法律，通过仲裁方式寻求临时性救济或冲突救济。”
Smart King以申请人身份，将恒大和贾跃亭列成第一和第二被告。
之所以贾跃亭成为被告，是因为Smart King在最终仲裁申请中希望解除2017年12月30日签署的《收购协议》、《股东协议》等一系列交易合同，而这些合同的相对方不仅有Smart King和恒大，还包括贾跃亭本人。
2018年10月5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任命一位法国籍仲裁专家Peter Thorp担任仲裁员，先行审理Smart King提出的紧急救助申请。
Smart King紧急救助申请显示，禁止恒大使用“融资同意权”，允许Smart King寻求替代性融资7亿美元。与此同时，Smart King给出承诺“保护恒大的投资利益”，不会在融资时稀释恒大股份，确保FF的整体估值不低于此前的44亿美元。
贾跃亭书面回应仲裁员，“我同意Smart King的申请，愿意遵守仲裁员下达的任何决定，包括但不限于保护恒大股份不被稀释的一切举措。”
10月18日上午，三方齐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Smart King的紧急救助申请，仲裁员Peter Thorp主持召开口头听证会。
此次听证会上，恒大再次援引顾问律所Baker McKenzie（该律所共计派出8位律师出席听证会）提出的三个理由，证明贾跃亭并未满足《修改补充协议》中的付款条件，“Smart King的紧急救助申请缺少法律和事实上的依据，任何对紧急救助的支持都有损我们的利益。”
就贾跃亭转股问题，恒大率先发难，“贾跃亭股权受让人的财务情况和资金来源不明，我们怀疑他并未真正放弃自己的股东权益，依旧是FF Peak的实际控制人。”
Smart King申辩道，贾跃亭持有的FF Peak价值14.8亿美元，“没有一个机构能在30天内拿出这么多钱，更别说贾跃亭股份受让人了。”
FF负责资本运作的副总裁王佳伟，在出席听证会时透露，恒大法拉第未来的代表（包括恒大副总裁彭建军等三人）对其口头表示，贾跃亭只要将股份让给一个外国人代持即可，他可以保留这些股份的经济权益。
另外一份证据是王佳玮、Smart King律师顾问、恒大律师顾问之间的往来邮件，发送时间是8月25日、26日（当日贾跃亭完成转股）。
邮件显示，王佳玮发送完股份受让人的护照和住址等证明转股完成的文件，询问恒大律师顾问，“是否还需要其他的文件？”恒大顾问律师彼时回复道：“这些文件已经够了。”
恒大否认了王佳玮的说法，“我们要求贾跃亭转让股份，是希望他不再是FF Peak的实际控制人。这意味着，他不仅不能是FF Peak法律意义上的股东，还必须放弃他作为股东的实际权利。”
仲裁员Peter Thorp对此争议的个人看法是，“按照恒大律师的要求来看，贾跃亭的转股证件文件是充分的。而且恒大律师此前让Smart King相信，这些文件已经够了。”
此外，在贾跃亭辞去Smart King和FF相关公司所有董事和副董事长之后，恒大仍不满意，“他有可能作为“影子董事”或“事实董事”，也就是幕后的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在中英文中的涵义稍有不同，中文的字面意思可能是实际上的控制人，英文的字面意思则是终极大股东。《修改补充协议》中关于实际控制人的条款，是否意味着贾跃亭需要放弃其持有股权的法律拥有权和实际拥有权。我认为在现有语境下，这尚不明确。”针对恒大对贾跃亭可能是“影子董事”或“事实董事”的指控，仲裁员Peter Thorp点评道，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恒大想在此后的最终仲裁程序中说服仲裁庭，则需要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在听证会上，恒大再次援引广州南沙区针对贾跃亭“失信被执行人”的函件。
仲裁员对此保留意见，他只是推测道，“在最终仲裁程序中，仲裁庭有理由相信，恒大过于依赖政府机关的意见，导致在判断贾跃亭提供的相关证据（辞职和转股）时不够谨慎。毕竟，贾跃亭客观上满足了恒大的要求。”
仲裁员在一次小结中表示，尽管他“不能也不应该”对最终仲裁走向做出预判，但他相信，Smart King有机会在此后的程序中说服仲裁庭，贾跃亭的转股和辞职已经达到恒大规定于《修改补充协议》中的要求。
《仲裁决定书》注明，考虑到Smart King在最终仲裁结论出台前保持现状等因素，仲裁员就Smart King的紧急救助给出生效仲裁——
Smart King在目前的资金状况下濒临破产，为保护恒大等所有股东的共同利益，允许Smart King进行有严格条件的融资，其中新股融资的估值不得低于恒大投后估值，恒大享有新股的优先购买权。
紧急仲裁员综合各方意见，将Smart King的对外融资金额，由原来申请的7亿美元，调整至不超过5亿美元。
《仲裁决定书》在最后详述了此次紧急救助的生效裁定
FF Global（Smart King全资持有的实体公司）的资金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该公司财务副总裁Michael Agosta提交给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证言显示，截止2018年9月26日，FF Global的账户上仅剩1810万美元，但每两周的全员工资支出达到790万美元，每个月针对供应商的付款需要4000万美元。
截止2018年11月初，FF Global针对供应商的欠款累计8000万美元。
此前FF Global共计员工1407人，而自10月下旬，该公司将员工裁至600人，人均年薪由原来的十多万降至加州最低的5万美元。即便只是给员工发工资，FF Global的账面资金最多支撑7个月。
腾讯新闻《棱镜》自知情人士处获悉，FF Global计划在2018年12月底前，通过债权融资的方式募集资金5000万到1亿美元，换取下一轮股权融资到位前的存活时间。
“FF累计投入20亿美元，目前净资产5亿美元，新的投资人再提供五六亿美元，就可以实现FF91的顺利量产。”在11月3日的FF全员大会上，贾跃亭如是说。
该公司原计划在2018年12月底量产FF91样车，2019年内正式对外发售。“我们有机会继特斯拉之后，成为高端电动车市场的第二。现在来看，假设马上获得融资，勉强有希望在2019年第三季度实现量产。”财务副总裁Michael Agosta表示。
然而，不管是债权融资，还是股权融资，贾跃亭和Smart King恐怕都很难绕过恒大。
腾讯新闻《棱镜》独家获悉，在紧急仲裁进行期间，恒大依据此前签署的一系列《股权质押协议》、《资产抵押协议》、《知识产权质押协议》，完成了对FF旗下净资产的司法保全。
这意味着，FF价值5亿美元的净资产，难以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有效标的，获得债权或股权融资。
正因如此，2018年10月18日听证会前，Smart King临时提出申请，请求解除恒大的上述资产抵押权，该请求被仲裁员Peter Thorp拒绝，“这不属于 此次仲裁的事项，你们可以提起一项新的紧急救助请求。”
此后，2018年11月12日，Smart King再次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紧急申请，要求剥夺恒大的上述资产抵押权，该申请尚未得出仲裁结论。
而根据香港《仲裁条例》中规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生效裁定需通过法院确认后，方可强制执行。这意味着，Smart King若想申请绕开恒大的资产抵押、保全等，另一个途径即通过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8年11月8月，Smart King向位于FF总部的美国加州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强制执行10月25日下发的《仲裁决定书》，并希望加州法院“下发其他或者进一步有助于Smart King的救助判决。”
恒大不愿示弱，该公司11月12日发布公告，已经在开曼法院提起诉讼，要求Smart King提供所有财务资料及相关文件。
“贾跃亭和Smart King强行赶走恒大委派的出纳员、强行阻止恒大财务人员进场进行财务审查，造成恒大无法知悉合资公司的财务状况。按照《股东协议》，恒大有权进行财务审查并向合资公司委派出纳员，同时约定如果出纳员七天不签字即视为同意付款。”恒大公告如是写道。
包括上述诉讼，以及正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最终仲裁程序，都在等待终局，贾跃亭与FF还在资金荒漠中等待救援。
本文作者张庆宁、王丹薇，来自腾讯《棱镜》，原标题《最全法律证据首次曝光，有关贾跃亭恒大决裂的所有内幕 | 棱镜》
